从小到大，每当觉得学习很累的时候，是否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等你考上大学就轻松了”，现实中这却是一句善意的谎言。无数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如何应对时代内卷和学历贬值，如何疗愈应试教育的“后遗症”？我们专访了著名学者、作家，《我的二本学生》《去家访》作者黄灯，一起在时代的缝隙中，寻找属于自己的光。
黄灯，2005年从中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，先后进入广东金融学院、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，见证了80后、90后、00后的学生成长，也因此写下了《我的二本学生》《去家访》这些非虚构作品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她笔下有田野的叹息，也有城市的褶皱，但最动人的始终是那些在细缝中倔强成长的年轻身影。 2006年是黄灯任教的第二年。一次写作课上，她以“风”作为命题，一个叫邓桦真的女生写的作文让她久久不能平静：“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，只能用‘风’来写自己的心情，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”，满纸字句写尽了苦闷与无助。
黄灯：《风》那篇作文改变了我进到广东金融学院任教以后的职业态度，因为我得到的信息就是大学老师上课就是附带的事情，但是那件事情以后，我就觉得，好好地跟学生交流，把每一堂课上好，其实很重要，那时候就对自己震动蛮大的。
青林：我看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的时候，能感受到您的倾诉欲，就像您说的，有些事情到了非写不可的冲动。 黄灯：对，我觉得我写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的时候，就觉得一肚子话要说。就是非写不可，不吐不快。 青林：您之前也说过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，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、激素、抗生素，到大学时代结下了漠然、无所谓、不思考、不主动的恶果，您为什么这样讲？ 黄灯：那就是我的感觉，在我一个中年人的视角来观察他们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个人生活跟社会之间还是挺隔膜的。精神状态来看，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都挺无助的。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很可怜，小孩基本上生命都被控制住了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要命的。一个人之所以在社会上能够立足，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他强大的主体性和内驱力，所以我觉得整个教育的生态比较怪异，成本太高了，对人的消耗太大，人其实就是一颗种子，只要提供阳光、空气和水，他就会成长。 青林：应试教育带来的后果，不是跟着高考就结束了。 黄灯：不是，我现在觉得没完没了。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年轻人的生命状态，他们跟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同构的关系。 青林：现在上了大学什么有利于我的简历加分，我就做什么。 黄灯：对，就像一种依赖关系，其实说到底还是你的主体性不够，事实上一个人活得好不好，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你自己感觉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，我内心有标准，我听我自己的话就可以了。 青林：但是现在有一种感觉，年轻人不是麻木，是非常清醒，他们知道自己的边界和天花板在哪里，这种清醒可能比麻木更让人心疼。 黄灯：那当然了，他们怎么可能麻木呢？他们其实非常清醒。你看你们年轻人喜欢称自己为牛马，其实我觉得你们不是牛马，每一个生命都很有价值，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，自我认同感那么低，其实就是因为从小到大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在评判他们，然后他也会不断悄悄评价自己。 互联网上，越来越多表达“无力感”的词汇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标签。流水线般的工作耗尽着热情，贷款像囚笼一样透支着未来，还要面对“35岁危机”“上岸”的焦虑等，大家都在传统与现代撕裂的价值观中进退维谷。所以黄老师总对学生说：“去吸收有用的营养和资源，让自己成长得更快些，来抵挡这个社会对你的消磨。”
青林：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自嘲，原来大学生是大人，现在大学生像孩子，清澈愚蠢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？
黄灯：其实你应该去问他们。就是说他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成年人，来担当很多事情。教育在他们身上干预的太多了，现在的孩子基本上是在一种被设置好的环境里面长大，他的社会化程度就会低一些。他发现自己没办法解决问题，就逃避。一个人真正长大，要不怕麻烦，要愿意跟别人打交道，愿意去处理很多麻烦的事情。我觉得年轻人要相信，在真实的社会里跟真实的人交往的力量。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太会谈恋爱的，事实上就是你跟人相处的能力还没有得到那么大的锻炼，包括现在对两性关系理解都特别简单，男孩子要稍微花心一点就是渣男，女孩子稍微功利一点能贴个捞女，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的维度越来越窄了，这其实很可怕。 青林：您带过80后、90后、00后的学生，您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 黄灯：最大的差别，其实还是跟整个环境，尤其是跟电子产品的关系。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，就发现学生他如果不想理你，他就看手机，这个很奇怪，就是他不干扰课堂，也不回答你的问题。我也再三强调年轻人要跟真实生活相处，但是可能对年轻人来说，他用手机跟人相处就是真实相处，他的网友对他来说就是真实的存在。现在的年轻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发生了深刻改变。我们怎么样理解年轻人，理解他们在想什么，了解他们怎么样跟世界相处，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，以前就是说什么代沟，现在根本就不是沟的问题，是深渊了。 青林：现在孩子心理压力确实比较大，我们看到一个报告，例如2022年，20%多的学生有抑郁的可能，40%多的学生可能存在焦虑的症状。我们应该怎么去养育一个学生。 黄灯：有时候教育也很无奈，教育是最没有办法标准化的，因为你面对的人是千变万化的，每一个个体差异都非常大，但是恰好是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，所以这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内耗就触目惊心了。我们只能说把基本的条件尽可能维护好，不能对孩子破坏得太早了。 青林：您觉得什么样的行为是破坏？
黄灯：比如说应试教育过于强调竞争，过于强调分层，把孩子过早分什么重点班、非重点班、普通班，小孩精神就会焦虑紧张，这样就会消耗他的心力，把他的元气消耗掉，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真正懂事，他哪怕到20岁才觉醒要读书都不迟，因为知识性的东西学起来是很快的。但如果把一个孩子元气消耗掉了，到后面就没救了。 青林：您还是主张学生肆意成长的。 黄灯：肯定，让他自由成长，他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力点。我在好多场合也讲过，年轻人要莽撞一点，那种原初的生命力很重要。我有时候开玩笑，我都想带着中山大学一帮博士生去搞一个翻围墙比赛。 我们成长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，却被推向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，所以黄灯老师一直在强调每个人的主体性，不要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时代没有留给任何人“容易”的选项，而努力的意义也不止在于竞争。每个人都要牛一点，也要拽一点。在缝隙中去寻找那束属于自己的光，它哪怕很微弱，也值得每个人守护。
青林：当学历贬值遇上就业压力，现在的高等教育已经没有办法兑现知识改变命运的承诺，可能大家会对教育失去信心。 黄灯：应该说信心没以前那么大，所以我也在反省，你不能说教育没用，只是不能要求教育的价值马上兑现，毕业那一刻就要兑现。 青林：而且也不一定要改变命运。 黄灯：是的，不是说要改变命运，而是让你的生命充满了更多选择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 青林：如果说教育没有办法解决就业，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定义教育的核心意义? 黄灯：不是说要定义教育的核心意义，而是要调整一下教育的结构。比如说，这几年国家不是在倡导职业教育吗？其实现在的职业院校就相当于以前年轻人学手艺。每个人都要学一点技术技能，不完全依赖文凭，万一哪天没工作了，我想做家政，怎么做得更好，应该还是可以找到，也不要觉得有些工作是体面的，有些工作是不体面的，其实之间的差距没那么大。 青林：我们有时候会说选择大于努力，但是选择也是需要有资本的，有些学生没有这些资源资本，怎么办？ 黄灯：他们不都在承受吗？说到底还是分层太厉害，那你说他又能怎么办？他只能一点一点、一代又一代往前走。 青林：您说您写《我的二本学生》是非写不可的冲动，假如您停止写作了，更多的是绝望还是希望？ 黄灯：既不是绝望也不是希望。我不觉得非要一直写下去，因为生命中有趣的事情太多了，写作也说不上是特别有趣的事情。我写作其实也没改变什么，但是我带学生，我真的是改变了很多学生，不能说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，但是至少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状态，让他们相信一些东西，也更勇敢一些，这是可以给人带来更多成就感的，对一个老师来说也是很有职业存在感的。
